“早婚早生早自由”，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早婚是指18岁以下的人与他人进行正式婚姻或非正式结合（union）的现象。在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略高于18岁，但未达法定年龄就结婚即会被认为是早婚。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经历早婚。

全球范围内女性经历早婚的几率为19%，在部分国家甚至超过了50%；而全球范围内男性早婚的几率则为3%，在男性最容易经历早婚的国家，这一数字则为20%；在东亚地区，女性和男性经历早婚的几率则分别为7%和1%。

根据柳叶刀2020年《中国女性青少年结婚和生育趋势分析》，中国15~19岁女性已婚率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00年的1.2%，但在2015年反弹至2.4%。

最近有几个早婚女性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一把，也掀起了一些讨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36岁便“喜提”奶奶身份，因而要放弃三胎计划的南阳女子。事件中要素之多，实在是让我有点儿绕不过来。

让这名女子在36岁就当上奶奶的，是她18岁的儿子：两代人都是在未成年的状态下就开始孕育下一代了，都是妥妥的早婚早育。

或许鲜有人认为早婚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事情，但许多人对早婚现象还是缺少警惕和反思的。

“36岁当奶奶”被当成一件猎奇的事情进行传播，以至于不少人会将自己对婚姻、生育的焦虑投射到当事人身上，直呼其为“人生赢家”。

早婚的危害

不管“人生赢家”是戏谑还是真情实感的羡慕，这样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早婚的当事人，尤其是早婚女性，绝不是“人生赢家”，她们往往面临着更严重的暴力和更少的发展机会。

早婚女性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

早婚女性往往都是与一个在体力、认知和社会资源上都具有显著优势的成年男性结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年龄放大了对方的支配性地位，使早婚女性更容易依赖对方，被社区和社会孤立，进而被限制信息的获取甚至流动的能力，这也就让早婚女性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调查显示，在印度比哈尔邦、恰尔肯邦，18岁之前结婚的女性遭受家暴的概率远超于18岁后结婚的女性。

图 / ICRW《Child Marriage and Domestic Violence》

早婚女性也要面临早孕和其它生殖健康相关的问题。

早婚女性往往无法通过学校或社会教育获得全面的性教育和性赋权，无法理解性和生育过程中可能的风险，但早婚的目的却经常是生育，因此早婚女性面临着更多经由性传播的疾病的威胁，也更容易因为缺少保护的性行为而意外怀孕。

即使是有意的受孕行为，早婚女性也往往不具备足够成熟的生理条件，因而也承担着更不合理的生育风险，产科瘘（Obstetric Fistula）等后遗症也更容易发生在早婚女性之中。

在“36岁当奶奶”这个事件之前，另一个曾引起全国关注的早婚案例是一则汕头17岁男孩“迎娶”13岁女孩的新闻。根据当地通报，男孩已经退学；从年龄上看，尚不可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孩则选择了休学。

几乎所有的早婚案例，都会出现类似的休学、辍学、退学（甚至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如此）的现象，这让当事人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从而影响到其参与社会生产的能力，并显著地改变当事人的人生轨迹。

早婚的原因

大部分的早婚，都会被用“风俗习惯”搪塞过去。早婚现象确实会在特定区域大量发生，而不太会在一家一户孤立地出现。

当早婚在一个地区成为普遍的实践，不进入早婚的女性及其家庭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最终也有更大的几率向这些“风俗习惯”屈从。但“风俗习惯”却不足以解释早婚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早婚的直接原因往往都是经济性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早婚现象。

对早婚女性的家庭来说，迫使女儿出嫁往往会被当成一种获得经济利益、解决财务困境的途径，出于需要彩礼、抵债甚至是人口贩卖等动因，这些家庭有足够的动机逼迫未成年女性进入婚姻关系。

教育的缺乏则是早婚的另一个直接原因。

由于缺少对于婚姻、性和发展权益的教育，早婚女性的家庭甚至这些女性本身，会在“风俗习惯”、家庭观念和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将早婚当作一种合理的实践，进而更容易进行早婚的实践。

但早婚的根本原因是对女性的恶意，是一种将女性当作资源，认为女性更软弱、更容易屈从和更易于支配的思维方式——毕竟，在父权制系统的论述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出现，而愈是年轻的女性就愈能扮演好这一角色。

此外，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在“贞洁”等方面的要求，不仅会促使家庭要求意外怀孕或者是发生了性行为的女性立刻进入婚姻，也会让女童更容易成为被掠夺和进入强迫婚姻的目标。

照片中的这对早婚夫妻，男方16岁，而女方只有13岁。

图 / 人物《镜头下的中国早婚现状 | 图片故事》

针对早婚的行动

早婚被普遍视为一种对基本人权的侵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有消除早婚的行动，联合国亦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要求在2030年时，消除早婚行为。

但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

201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启动了一个联合项目，在孟加拉国等12个童婚最流行或负担最重的国家解决童婚问题。

尽管大部分国家都为消除早婚设立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法律只是不保护相关的婚姻关系，仍很难阻止针对早婚的实践。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正）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因此，目前针对早婚的行动仍然是以社会倡导、社区动员以及针对个体的教育和赋权为主，主要目标是延长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推动性别平等的实践，以及促进女性在经济、意识上的独立。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指出，应保障各民族妇女的婚姻自由，“抵制早婚早育”。

有网友惊讶于2022年还有地区存在“娃娃亲”的现象，也有网友评论称移风易俗不易，基层工作人员想必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据新华网《贵州在脱贫攻坚战中专项治理早婚早育阻断“贫困循环”》，2019年，针对边远少数民族村寨存在的早婚早育现象，启动实施了“山凤凰”关爱女孩公益项目。

此外，考虑到在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发生时，女性更容易进入早婚，在这些情况下，对年轻女性提供相应的救援也是必要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说，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每年仍有1200万女孩在童年时结婚，对她们的未来、健康和福祉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写在最后

所有针对早婚的行动，根本目的都在于让女性及其家庭、社区了解早婚的风险和危害，并促使女性自主作出关于是否进入婚姻的决定，以及具有执行这些决定的能力。

而对“36岁当奶奶”这种现象的传播，也正是社会倡导的一部分，理应同时具备这些目标。

遗憾的是，很多针对早婚想象的传播，只会将其当作一种猎奇的现象，甚至回避对于早婚现象的反思，遑论去强调早婚对于女性的受教育权及其他发展权利的侵害，或者是提醒早婚女性可能遭受更多和更深层次的暴力的事实，以至于很多人将晚婚晚育的焦虑投射到早婚女性身上，觉得早婚女性“在对的年纪做了对的事”，成为了“人生赢家”。

但早婚具有显著的危害和风险，它不是“对的事”，而早婚女性作为这些危害和风险的承担者，也断不可能是“人生赢家”。

培养女孩成为领导者，而不是新娘。

图 / relief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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